原告张梅、张兰是两姐妹，均为80后，系张竹与原配李菊所生。在姐妹俩11岁、10岁时，李菊与张竹诉讼离婚，两姐妹判由父亲张竹抚养。次年，张竹与孙菊再婚。

此后，张梅随生母李菊共同生活。张兰随生父张竹与继母孙菊共同生活4年后，亦随李菊生活。

2013年9月，张竹因病去世，留下生前居住的30余平方米的房屋一套，未留遗嘱。

姐妹俩认为，该房作为其父亲的遗产，依法应由其子女继承；继母孙菊与父亲仅是同居关系，无权继承。

孙菊则认为，自己作为张竹的合法妻子，与之共同生活近20年，张竹病逝前一直陪护左右，尽到了做妻子的责任和义务，依法应当享有继承权。

2013年，两名原告向父亲再婚登记地档案馆查询发现，张竹于1993年8月在民政部门办理了结婚登记，但登记材料中结婚登记申请书女方申请人的名字并非孙菊的“菊”，而是与“菊”同音的其他字，且结婚登记申请中领证人一栏也没有孙菊和张竹的签名。

据此，两原告认为，民政部门为其父和第三人孙菊作出的结婚登记行为证据不足，审查不严，将民政部门告上法庭，要求撤销其父亲的结婚登记。

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，孙菊与张竹于1993年办理了结婚登记，两原告于2013年诉请法院撤销该结婚登记行为，已超过了起诉该行为5年的最长起诉期限，裁定驳回起诉。

两原告不服，上诉至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。经审理，武汉中院认为，结婚登记行为是依附于人身权的具体行政行为，应充分尊重婚姻登记双方的真实意愿，保护其合法权益，维护社会的公序良俗，其他人员对他人结婚登记行为的起诉应受限制。

本案中，尽管张竹已病逝，两姐妹对其父的结婚登记行为具有原告主体资格，但起诉应在法定的起诉期限内提出，原审法院以公民起诉具体行政行为的期限最长不超过5年为由驳回起诉于法有据，遂于今年4月作出了维持裁定。（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）

[法官说法]

婚姻登记行为具有较强的人身依附性，通常婚姻登记当事人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，婚姻登记当事人死亡的，其近亲属可以提起行政诉讼，法院在判决时亦会考虑保障家庭关系的稳定和遵从当事人自愿原则。
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〉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第四十一、四十二条规定，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，未告知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，起诉期限从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，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２年。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知道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内容的，其起诉期限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。对涉及不动产的具体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20年、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5年提起诉讼的，人民法院不予受理。

尽管两原告在诉前才知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，但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可受司法审查最长期限5年是从该行为作出之日起算。

本案中，被诉结婚登记行为距原告起诉已长达近20年，显然超过了上述法定最长起诉期限，对该具体行政行为法院应不予受理，已受理的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，而不再进行实体审查。（完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