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09年第4期的《先锋国家历史》上，刊登了台湾传记作家王丰《蒋介石的最后岁月与真假遗嘱问题》一文，王以为，蒋逝世后公布的最后遗言是“补写”，是台湾官方版“政治遗言”，不是真正的遗嘱。曾长期伺候蒋介石与蒋经国的“贴身卫士”翁元，也对媒体称，蒋最后遗嘱是其死后由人“补写”的。王丰、翁元否定蒋介石最后遗嘱真实性的基本来由是，蒋逝世当天根本没有留下遗嘱，又不可能事先留遗言。翁元接受走访时还反问道：“谁敢先写好遗嘱？你怎么知道本日会死？”

但这只是基于一样平常常理的推论，不能当作事实根据。王丰等人所不相识的是，蒋介石有在预计将有不测之时留遗嘱的习惯，他在晚年曾数次留遗言，这在其日志中有迹可寻。

他在1971年6月写道：“审阅检查身体报告书，脑动脉血管有硬化之象，自觉亦有所病也。如医药与休息无效，则国家后事应预作安排。经国乃可继此‘复国任务’，惟其为我父子瓜葛，不愿有此遗嘱，但其能力为静波(严家淦字，其时为“副总统”)之助手，出任‘行政院长’，则于公于私皆有利，望我党政军同志以助我之心助彼完成我光复大陆之共同使命也。”当岁尾，蒋介石再次留下了遗言。这次是单独写在一张纸上，夹在1971年日志本中，情势上更像“遗言”。全文以下：“今后政府构造：一、以家淦继任‘总统’。二、以经国任‘行政院长’兼‘三军总指挥’。三、党务应集体领导。中正 12月23日”。用了“今后政府构造”、“继任”等词，显然是做最后的交代。

从蒋介石的个性与生活习气，其最后遗嘱在其过世后第一时间即宣布原件，且有宋美龄、“副总统”及“五院院长”签字等法式看，1975年蒋介石的最后遗嘱是真正的，绝非“捏造”。

2004年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开放的宋子文日志中，首次披露西安事变时蒋介石曾写有遗嘱交宋子文，但没有遗嘱的具体内容，之后开放的蒋介石日记中则有其所写三份遗嘱的全文。蒋以为张学良、杨虎城的行为是“叛乱”，必须重办，要求南京政府急速进兵*。但他知道这会更加危及本身的生命安全，在此死活未卜之际，写了三份遗言。

蒋日记中最早出现遗嘱的纪录是在1920年3月，其时他在援闽粤军中任职，时常感到“受小人排挤”，郁闷不得志，故立遗嘱。第二次出现有关遗嘱的纪录是1922年，蒋决心南下护卫“蒙难”的孙中山，临行前抱有去无回之决心，20日“上午写静江遗嘱事”，将家事托付挚友张静江。另有一个内容完整的遗言，写于“九．一八”事变产生后，蒋当时感应“内忧外患相逼”，怕本身“万一意外”。

由以上概述可见，蒋介石年轻时就已留有遗言，从1920年至1975年这55年中最少写过9个遗嘱(个中3个详细内容不详)。至于他缘何“爱写”遗言，他有什么样的死活观，则是需要另外探讨的题目。（原文题为《蒋介石遗嘱知多少》，载于《近代史研究》2010年第3期）

蒋介石在致宋美龄的遗嘱中写道：

贤妻爱鉴：

兄不自检束，竟遭不测祸，致令至爱忧伤，罪何可言。今事既至此，惟有不愧为吾妻之丈夫，亦不愧负吾总理与吾父吾母一生之教养，必以清白之身还我先生，只求不愧不怍无负上帝神明而已。

家事并无挂念，惟经国与纬国两儿皆为兄之子，亦即吾妻之子，万望至爱视如己出，以慰吾灵。经儿远离十年，其近日性情如何，兄固不得而知；惟纬儿至孝知义，其必能克尽孝道。彼于我遭难前一日尚来函，极欲为吾至爱尽其孝道也。彼现驻柏林，通信可由大使馆转。甚望吾至爱能去电以慰之为感。

十二月二十日　中正

在致蒋经国、蒋纬国的遗嘱中，蒋介石写道：

又嘱经、纬两儿：

我既为革命而生，自当为革命而死，甚望两儿不愧为我之子而已。我一生惟有宋女士为我惟一之妻，如你们自认为我之子，则宋女士亦即为两儿惟一之母。我死之后，无论何时，皆须以你母亲宋女士之命是从，以慰吾灵。是嘱。

作者解读：爱妻之情，付与寸笺

咱们读书的时候，历史书上普遍认为蒋介石娶宋美龄，是一场彻底的政治婚姻。在大陆的许多影视作品中，也有宋庆龄反对这场婚姻并告诫蒋介石的一幕。

但根据近年来解密的蒋介石日记，史学家相信，蒋介石与宋美龄是真正的爱情，而不完全是政治上的需求。

这从蒋介石的这篇遗嘱中得到了印证。